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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四根支柱——中国外交的新实践

2017年08月11日 文章文档 暂无评论 阅读 992 views 次

金灿荣:四根支柱——中国外交的新实践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国外交的新实践主要围绕大国外交、周边外交、伙伴关系外交和全球治理四个方面展开。这四个方面成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四根支柱。


在新倡议的观念支撑下,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实践主要围绕大国外交、周边外交、伙伴关系外交和全球治理四个方面展开。具体说就是,在大国外交层面,维持与美俄欧三强关系的平衡;在周边外交层面,筹划塑造周边环境;在伙伴关系层面,构筑全球伙伴外交网络;最后,致力倡导并推动全球治理变革。这四个方面成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四根支柱。

 

维持与美俄欧三强关系

从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到当前中美俄欧日印诸强并起,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新要求。冷战时代,中国需要在美苏两极之间寻求战略机遇,于是形成了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后冷战时代,面对美国的超级霸权和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更强调维持与美俄欧三强的关系。可以说,美国、俄罗斯、欧盟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三股力量,对中国和平发展影响极大。十八大以来,强调与美俄欧搞好关系,是国家发展的必选项,也是在大国外交的层面对中国外交的再定位。

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邻国”,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拥有众多的军事基地,一直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尽管中美之间隔着辽阔的太平洋,但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全球治理等诸多层面与中国利益攸关,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无法回避的“战略邻国”。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成为中国摆脱传统大国博弈范式的重要考验。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太平洋够大,足以容下中美两国”。这是中国智慧对传统大国博弈的解答。尤其是在当前美国相对衰落和国际秩序变革时期,放弃冷战思维,倡导合作共赢,才是中美两国正确的选择。

俄罗斯是中国的“准盟友”。这一关系定位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虽历经波折,但总的趋势是没有变化的。作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邻国,俄罗斯与中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国际事务有重要决定权。尽管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俄罗斯对欧洲和美国有强大的威慑力。在普京总统任期内,俄罗斯与中国关系日益紧密,两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相互支持,中俄成为制衡其他大国的“黄金搭档”。

欧盟作为一个走向联合的共同体,其经济、政治、文化体量之和使其拥有与美国抗衡的资格。十八大以来,中国与欧盟的联系也日渐紧密,与欧盟成员国如英国、法国、德国的合作以经济贸易为主。在欧盟成员国中,英国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2015年英国宣布加入中国牵头的亚投行,使亚投行真正拥有辐射全球的影响力。在英国前首相约翰·卡梅伦任期内,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并宣布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然而2016年6月,英国宣布脱离欧盟,这打乱了中国想借英国平衡与欧盟关系的计划,为中欧关系增加了不确定性。

 

筹划塑造周边环境

周边外交是中国外交的另一个重点攻坚目标。习近平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以来,其对外访问重心主要集中于周边国家。这是由中国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的。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堪称世界上地缘政治环境最恶劣的国家之一,领土、资源的争端由来已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阐述中,将周边外交放到首要的位置。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提出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倡导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互助合作,欢迎“搭便车”,增强了周边国家与中国的情感与利益联系。在当前形势下,有必要进一步将周边外交的范围扩大,即不局限于贴近中国的小周边,更要关注向纵深扩散辐射的战略大周边。在这个战略大周边中,中国面临一个无法改变的“硬环境”,即三个“巨型邻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中国与三大邻国的关系,分别主导着中国东北西三个方向的战略态势走向。这也是十八大以来新外交必须应对的课题。

十八大以来的周边外交需要应对一个老问题,即长期以来周边国家“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困境。这种困境主要由三方面造成:第一,中国过去埋头发展经济,对周边安全上的投入不够;第二,周边国家担忧和恐惧中国崛起;第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主动介入。针对朝鲜半岛局势,2016年7月,美国宣布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2015年10月27日,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闯入渚碧礁12海里领海;12月10日,两架B-52轰炸机在执行例行飞行任务时,其中一架“无意”飞进了华阳礁上空2海里范围内。2016年1月30日,“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闯入中建岛12海里领海;5月10日,“威廉·劳伦斯”号导弹驱逐舰闯入永暑礁12海里领海。这些事件显示美国在中国周边频频试探,为中国周边安全投下阴影。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周边的稳定环境,中国有必要在安全方面加强国际合作与军事投入。为此,中国需要建立与完善亚太地区多边和双边安全机制,在上合组织、亚信峰会等框架下,与周边国家共建安全的地缘环境。

除了安全议题,中国还需要以经济合作为动力,促进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以文化的亲善交流增进国家之间的亲近感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如此,中国在安全、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都能维持与周边国家的有效互动,那么中国发展的一大障碍便可扫除,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

 

 

构筑全球伙伴外交关系网络

全球伙伴外交关系网络可算是中国外交的创举。中国已与90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等建立了伙伴关系,与欧盟、非盟、东盟三个一体化组织也建立了伙伴关系。以伙伴关系为纽带维系的全球伙伴外交关系网络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资源。但如何理解伙伴关系?正因为定义模糊,解读伙伴关系才成为世界性难题。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伙伴关系”意味着“非敌”的状态,彼此不将对方视为敌人,但不是敌人就一定是朋友吗?有学者认为中美是“假朋友”的关系,即彼此合作但互相防备,诠释了“伙伴”这一定义的模糊性。正因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增强彼此互信的紧迫性,中美放弃了伙伴关系的束缚,于2013年宣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摆脱传统大国争霸的范式。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阐释了“伙伴关系外交”的内涵,即平等相待、互商互谅,“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这是中国对“伙伴关系外交”的最准确的界定,也有利于世界理解中国的真正意图,避免战略互疑。

中国运用自身的外交智慧构建了一个辐射全球的伙伴外交关系网络,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巨大的解释空间和外交弹性。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日本都不是简单的“伙伴关系”。中国与美国是“新型大国关系”,而中日因为战略互信的障碍,尤其是安倍政府上台后两国关系转冷,所以尚未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仅为着眼于经贸合作的“战略互惠关系”。

 

倡导并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正如前文所述,全球治理变革深刻地反映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治理范式的危机。秦亚青指出,全球治理是一个协商、参与和身份重塑的过程,要真正改变全球治理失灵现象,就需要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以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以参与治理过程的实践活动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全球身份认同。而当前全球治理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掌控,国际体系等级化、发展中国家利益受损等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改革举措是现有体系的自我更新。

中国坚定地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推动实践“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投行、丝路基金,完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推动文明对话与和平共处。这一系列行为是中国对全球治理变革的贡献,也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重要实践。

从宏观来看,十八大以后中国外交面对的是国际秩序新旧时代的交替,要完成的是中国国际角色的历史性转换,在外部环境和自身能力方面都面临重重压力。从全球格局来看,西方大国对中国既有需要,又有猜疑,在国际舆论上中国仍处于被动,要长期面对出力不讨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波动反复的困难局面。此外,中国经济利益的全球化,导致外交触角向全球延伸,但相比于有过长期殖民史的西方国家,中国对世界很多地区其实不够了解,在当地所能动员的资源和手段有限,“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要做好长期困难的准备。在全球权力转移与全球治理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国外交更加强调积极有为。在南海、制度竞争、反恐、气候合作等问题上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日益密切,成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风尚。

 

金灿荣:四根支柱——中国外交的新实践

《中国智慧: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07

原文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ZN0PttZGRyWRp_9s30mU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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