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专访:阎学通详谈和平论坛

2017-06-20 中评社 时政国关分析


中评社北京6月19日电(记者 徐梦溪 实习记者 史圣园)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凭借其对国际关系的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和学术研究的创造力,以及敢言的性格,被业内认为是“现象级人物”。50后的他近年来和“世界和平论坛”一词紧紧挂上了钩。每年的夏天,阎学通都要用大量时间和精力参与筹备论坛,从知名学者化身“管家”,奔走在论坛会场上。

阎学通在第六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前夕接受中评社专访,探讨在世界风云变幻的当下,作为非官方、注重思想的安全论坛肩负的责任与担当,及其所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并畅谈了对论坛未来发展的期望。此外,阎学通在受访中还就论坛关注的国际秩序变化、反建制主义思潮兴起、朝核问题和中国如何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发表看法。

世界和平论坛创建于2012年,是国内唯一的、高级别非官方国际安全论坛。它打破了不能公开在中国讨论国际安全问题的禁忌,在2013年实现了机制化,为世界各国战略家提供一个讨论国际安全问题的平台。论坛也为中国宣传自己的安全主张,提高我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的话语权贡献巨大力量。 中评社: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应对国际安全挑战:合力 担当 变革”,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主题?

阎学通:选择这一主题主要是针对今年的国际安全形势。今年国际安全形势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原因归为两点:其一,思想上,反建制主义从去年开始兴起,今年开始掌权;其二,特朗普政府的执政政策和以往美国政府的传统政策不同,前者在安全政策上的调整对国际安全形势产生重大影响。现在国家之间冲突和恐怖主义发生的频率在增加,尤其是卡塔尔危机这种在美国盟友之间产生矛盾的情况,都是意想不到的。

主题中的“合力”是指在国际社会缺乏有效领导进行全球治理时,就要靠其他的大国合作发挥作用;其他大国是指地区性大国,在域外大国的世界领导作用在弱化的时候,地区性大国在地区就要有“担当”。“变革”是指,冷战后国际秩序背后主导的价值观——自由主义观念受到冲击,由此可能引起国际规范的改革。因此我们提出“合力 担当 变革”这样的概念。

中评社:世界和平论坛从第三届以来,其议题设置是以非热点与热点问题相结合的形式。为什么会这样设置?本届论坛在议程设置上有什么亮点和特点?

阎学通:如果把国际安全比喻为空气,那人们就需要空气是乾净的,要防止污染;如果将之比作人的身体,那么安全就是健康,发生的问题就是疾病。

习近平主席最近在上合峰会的发言阐明了安全是发展的基石,没有安全就谈不上发展的意涵,区别于国内传统的安全观念。过去我们长期认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但现在不然。

世界和平论坛从一开始就树立了这样的观念,认为安全是基础,没有安全就难以发展。发展并非基础,例如很多发达国家仍然面临严重的安全问题。同时,越安全,发展的条件就越好,就越顺利。

如果把长期性的安全问题解释为关系到健康基石的问题,那么一旦生病,我们就不再谈论健康,而要先治病。于是论坛既要考虑健康问题,也要考虑治病问题。因此论坛会平衡长期性安全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讨论。

今年论坛的议程设计顾及到三个方面。第一,全球性。今年最典型的全球性安全问题就是国际秩序稳定性的问题。第二,地区性。比如东亚、中东、欧洲的地区问题。第三,专题性。比如萨德问题和卡塔尔问题,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关心,所以这样具体的问题要具体解决。

中评社:本届论坛邀请到多国前政要与会,请问在邀请出席的政要选择上有什么考虑或标准?

阎学通:我们有两个基本原则。首先,世界和平论坛在中国举办,和中国相关的议题就会多一些,所以邀请的前政要主要以周边国家为主,也会邀请域外的前政要。

其次,我们和其他安全论坛还有个区别。人们历来认为国际安全问题是大国问题,牵涉的是发达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政要参与度低。但世界和平论坛对参会的发展中国家政要和发达国家政要维持了比例上的平衡,甚至在绝对数上,发展中国家的政要数量会多一点。

当然邀请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些政要邀请不到,原因也很复杂。所以邀请的原则是确定的,但结果随机性比较强。

中评社:我们注意到许多国际和国内的论坛都会公布一些成果或共识,但以往五届世界和平论坛都不曾有相关成文的共识或成果公布,这是为什么?

阎学通:这是大家对世界和平论坛的误解。世界和平论坛是中国目前唯一的、高级别的、大规模的、非官方的安全论坛。与会代表无论是前政要还是智库代表都不能代表政府,只能代表个人。而且论坛有上百位发言人,要让上百人都同意一个观点有困难。

其他的论坛为什么能够达成共识呢?在官方论坛中,与会者代表参会国家。一些官方论坛在举办前期,政府就已经对文件进行了深入研究,然后经过讨论、协商,最终达成共识,在官方论坛上宣布。所以非官方论坛都没有发表宣言,官方论坛代表政府才能够发表宣言。

还有人把世界和平论坛和香格里拉对话会、香山论坛、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这三个国际安全论坛做比较,但其实这种比较不太合理。因为后三个论坛都是官方论坛,参会者是现职的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发言的时候一定要代表政府。而世界和平论坛邀请的是个人,与后三个论坛没有太大可比性。

中评社:您曾在受访时说,主要由于缺乏大国的主导作用,亚太地区很多对话、论坛、交流机制缺乏效率。在您看来,世界和平论坛是一个有效率的论坛吗?

阎学通:官方论坛可以协商具体解决问题的方法,达成一些共识来落实,但非官方论坛不具备该功能,无法促进与会者达成共识、落实思想或措施。官方论坛如果没能达成共识,就说明没能发挥出预期的作用,但对非官方论坛不能有这样的预期。

那么非官方论坛既不能促进共识,又不能促进措施的实施,它有什么意义呢?非官方论坛是思想论坛,主要作用在于产生新的思想,这些思想会影响世界、社会,乃至决策。

比如世界和平论坛在首届就提出了“自己安全也要让别人安全,自己发展也要让别人发展”的思想,并慢慢影响到社会。还有世界和平论坛首次提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是大国的外交政策,这一思想也被国际社会慢慢接受。过去当我们提到大国外交时指的都是别国,现在中国在人们的思想中变成了大国。

所以世界和平论坛是一个影响社会大众和决策者思想的论坛。如果要检验世界和平论坛有什么作用,就要看论坛提出的思想在一段时间后,是否能变成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思想。

中评社:许多非官方论坛都呈现出“自说自话”的特点。世界和平论坛作为非官方、注重思想的论坛,如何避免这一情况?

阎学通:这实际上和论坛的性质有关。出现“自说自话”的现象是因为论坛定位不明确。现在很多论坛是大型综合性论坛,议题覆盖太广,没有主旨,没有方向。比如我观察到,达沃斯论坛从讨论经济议题转型为更多样化的议题后,影响力反而不如从前。国际论坛需要有分工,太多同质的论坛就会导致“自说自话”。

有人说世界和平论坛是一匹黑马,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力。这和我们坚持了明确的定位和方向有关系。长期以来,我们集中讨论安全问题,到目前为止尚无计划扩展为综合性论坛。比如本届论坛也有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但聚焦在“一带一路”面临的安全问题上。

我们会对安全主题做进一步细化,讨论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安全问题。所以特殊性越强,讨论的问题就会越细化,越细化就越深入,这样论坛就会有效果。

也正因为世界和平论坛只讨论安全,就更具有特殊性。我们不仅在中国是唯一如此大型、高级别的非官方国际安全论坛,在世界上所有大学举办的国际安全讨论会中,我们仍然是影响力最大的。现在前来报道的媒体的热情也越来越高,记者数量逐年增加。这就是世界和平论坛几年来坚持特殊性——非官方、只讨论安全的结果。

中评社:世界和平论坛从举办到现在,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哪些心愿希望能在本届甚至未来几届论坛中实现?

阎学通:最大的收获就是目前为止,我们是世界上非官方、国际安全论坛中最具有影响力的。

我说个数字,2016年除中国和南美洲外,共有28个国家的75家媒体对世界和平论坛进行报道,其中外文报道有310篇。恐怕世界上由大学举办的、不限于安全主题的会议,能够在这样广泛的范围内,获得20多个国家,几十个语种报道的,这是唯一。

论坛的连续举办对清华大学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也有助力。校长提出,清华大学是教育单位,还可以尝试把安全论坛在政策上的讨论延伸到关于世界和平的教育问题。

我对世界和平论坛的期望是能在世界上发挥三类作用:一是希望论坛今后对国际安全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二是希望论坛能吸引更多的前政要到会发言,提出对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建议;三是希望论坛的思想观念能够起到教育作用。

中评社:以您的观察来看,影响国际秩序的反建制主义思潮的盛行可能会持续多久?

阎学通:反建制主义思潮是从去年开始兴起的,暂时不会衰落。我做一个不成熟的判断,至少还能够持续2到3年。

《国际政治科学》在第二期上连续发表了几篇关于反建制主义的文章,这些学者研究认为,反建制主义思潮目前呈现扩张趋势,而且不仅是在发达国家中出现,还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蔓延。至于能够蔓延到什么程度还不确定。

这是因为目前反建制主义反映出的是“破”的思想,就是改变现状,反对自由主义。但还没有提出有倡议性的,要建立什么样的世界,要建立什么样的思想。

中评社:国际秩序在发生动荡,在您看来,未来世界能够以和平、非战争的方式实现国际秩序的转换吗?

阎学通:维护秩序和秩序的转型是两件事。维护国际秩序就是要减少战争,避免冲突。

秩序有不同的类型。现在自由主义观念在弱化,反建制主义在兴起,如果这带来的影响是改变现有的国际规范,那么国际规范的改变会引起国际秩序的类型的变化。

现在干涉内政正在成为地区的新规范,至少干涉和不干涉内政的两个规范已经并列了,甚至如果不干涉,就会变成不履行国际责任。比如,过去人道主义干预属于不干涉内政,但现变为对政权稳定性的干预。反过来,过去政权对百姓太残暴要干预,现在则是如果反政府力量制造动乱,我们要进行干预,是反过来的一种帮助政府镇压反政府力量的干预,和过去的人道主义干预是相反。

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现在维持各国政权稳定的军事干涉成为大家都同意的、支持的、履行的基本原则,那就替代了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干预的规范。过去干预政府对百姓的暴力行为,现在变成帮助一国政府镇压该国的反政府力量,这样规范就反过来了,秩序的类型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中评社:朝核问题是目前东北亚乃至世界面临的重大安全挑战。朝核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阎学通:这次朝核危机后,国际社会普遍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朝鲜核问题目前还找不到以和平方式解决的方法,但现在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承担用军事手段来消解朝鲜的核武器所付出的代价,包括美国也不愿意因为军事解决朝鲜的核武器而付出代价。

朝核问题将是长期性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巴以冲突从1948年开始,延续了几十年,没法得到有效解决。现在大家在思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时,要从长期解决的角度思考,从短期解决的思路已经开始弱化了。

中评社:中国是否应该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或更大的主动性?

阎学通:我长期提倡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国内就在什么问题上,在哪儿发挥作用有分歧。我认为,其一,中国应该在传统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在非传统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二,中国应该在周边的传统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给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而不是向周边之外的地区发挥更大的传统安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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